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发展“高质量双循环”

财经网讯“双循环新格局实际就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9月5日，在由《财经》、《财经智库》、北京资产管理协会主办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如此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

纪敏表示：双循环本身不是一个新现象，自工业革命后有了大机器和社会化生产，“双循环”就开始了。对于近期提及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

纪敏在演讲中提到：在过去的全球经济三角循环格局中，美国积累了巨额债务，中国积累了包括外汇储备在内的巨额债权。但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净收益上，美国反而比我们多，甚至我们有时还是负的。这反映了在过去的经济循环中，资本和技术的回报实际大于劳动的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纪敏认为：我们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必要性方面，外部环境在变化，我们自身的杠杆率、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优势方面的问题也在暴露。在条件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人均收入1万美元阶段，内需和消费市场有潜力，数字技术和要素市场化改革下，供给质量提升也有很大潜力。

对于双循环新格局时期的金融行业，纪敏表示:金融业最核心的是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要有一个适应创新驱动，服务创新驱动的高质量资本市场。

在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方面，纪敏也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发达国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负面效应正不断突出，尤甚是资产价格泡沫不断积累的巨大财富分配效应，导致平均储蓄率结构性被动上升，正加剧贫富分化和弱化货币政策效果。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与大国经济体自身发展相匹配，不断增强灵活性，同时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支撑，正在从过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很高兴参加“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感谢主持人，我的前老领导姚所长，也感谢《财经》杂志对我的邀请。

我主要想从金融的角度来谈一谈对中央现在提的“双循环”一些个人看法。“双循环”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格局是中央最近提出来的，但实际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说简单的讲，从工业革命以后，自从有了大机器、有了社会化生产，就一定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求原料、寻求市场，从那个时候“双循环”就开始了，无论是早期工业革命中心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等等，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实际一直处于“双循环”的状态当中。为什么在一直以来处于“双循环”过程当中，中央最近又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呢？我的理解，实际就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双循环”，或者说从内外经济循环关系的角度去阐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十九大”已经提出来了，但基于从内外发展条件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从经济内外循环的角度，再来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比如说中美之间做一个对比，过去大家都知道，全球经济的三角循环格局，就是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大体是这么一个循环格局。从金融角度看循环的结果，美国实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巨额的债务，是资金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了巨额的债权，当然也包括我们外汇储备在内，是资金流入驱动型双循环。尽管美中一个高负债，一个高债权，但如果说我们看国际投资的表净收益，中美之间却是高低倒置的，甚至我们有时还是负的。这个差异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美双循环要素禀赋差异及分配结果。如果把中美两个国家看是成一个经济体，从要素分工来讲，全球过去很大的特点，就是要素分工，不是产品间的分工，而是产品内的分工，是一个要素分工的格局。这个要素分工格局当中，美国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在参与，中国主要是劳动力在参与，实际这个结果就反映资本和技术的回报，大于劳动的回报，反映了两国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要素禀赋的优势。

尽管上述循环中美双方是各取所需，各展所长，有其合理性，但从经济福利角度来说，美国海外资产尽管远小于负债，但净投资收益为正，反映了其资产回报大于负债成本，循环质量更高。为了能够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或者说更高质量地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我觉得我们现在既有必要、也有条件来实现这样的高质量“双循环”。必要性刚才说了，尽管就业和收入快速增长，但净海外资产投资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在逐步暴露，比如杠杆率过快的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劳动力优势逐渐的下降等等。从有条件来讲，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内需市场、消费率明显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潜力还很大。供给要素的潜力，刚才听朱民行长讲了这几年我们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心潮澎湃，更增加了我对高质量“双循环”发展提高供给侧质量的信心。无论从必要性、从条件来讲，我们有必要更有条件走向高质量“双循环”。

这当中就像一鸣主任刚才讲的，关键是加快市场化的改革，我们金融怎么做？我觉得最核心的东西，就是金融体系要更加开放包容、结构合理，尤其是要适应创新驱动，怎么样来服务创新驱动。我们如果看一下历史的话，之前英国金融中心是服务大机器工业带来的工业革命的创新驱动，他经历过这样一次过程，当时主要是靠商业银行和股份制，美国后来作为金融中心也服务过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靠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体系可以说到现在没有完整服务过一次新技术革命推动的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相应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任重道远，怎么样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变成更加开放、包容、有竞争力的市场，仍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现在一系列的动作已经开始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也正在逐步加快，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化”的前提或者目标下，无论是从全球经济格局的态势对比、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来讲，我们有有必要有条件加快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并以高质量资本市场为枢纽，带动整个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

简单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姚余栋）：纪敏主任，纪敏主任长期研究货币政策。

纪敏：我们讲大萧条经济学，无论30年代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自己折腾出来的，但这一次是天灾不是人祸，总体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以救助为主。但现在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货币政策作用越来越大，在我看来越来越没有节制。短效果当然是有的，无论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还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失业率这些数据，都出现了的明显的好转。

实际上不光是从这一次，包括从2008年以来甚至于更早包括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一系列货币政策越来越走向无节制的一个征途。我们看到有一些长期积累的负面东西正在逐渐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突出，比如说贫富分化问题，这是整个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贫富分化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说像过去来自于资本和劳动的差异，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全球化要素分工带来发达国家低技能岗位的丢失，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货币宽松，带来的资产价格的持续的不断的上涨，导致的贫富分化。这种资产价格持续上升以及高杠杆带来的财富分化效应是巨大的，所以整个我们看到现在很有趣的现象，包括美国在内发达国家平均储蓄率在上升，储蓄率在上升是什么原因？是他自己在节制消费吗？是在减少债务吗？不，就是因为穷人更穷了，富人更富了，单看穷人储蓄率还是负的甚至更负，储蓄率上升完全贫富分化加剧掩盖的结果。我想这就是宽松货币政策现在所带来的悖论，本来是想刺激就业，增加穷人就业，但实际上至少是也刺激了市场泡沫导致严重贫富分化，导致平均储蓄率上升而弱化政策效果。

无法说是去判断人民币尤其是短期升值还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有一点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外部的变化，考虑到美元的变化，考虑到其他货币变化，但是最根本我觉得决定一个国家货币汇率走势的，还是说我们自身你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变化。显然，我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人民币我相信它会形成一个新的持续的升值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带来巨额双顺差所导致，背后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中国制造由大变强，更多将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人民币升值，我想我们正逐步迎来这样一个阶段，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握好这个机遇。

从三期叠加、新常态到“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到“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央在新时期一系列认识方针政策其实都一脉相承，关键是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勇于突破利益藩篱，真抓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