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澳大利亚三家公司（英联邦银行、必和必拓和西太平洋银行）的研发资金与三家美国公司（微软、亚马逊和苹果）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2018年，美国巨头将11%的销售额用于研发，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支出却无法从他们的预算中找到损益表。
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澳大利亚的政策设置和我们在发展科技领域的表现不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年6月发布的全球研发支出研究报告发现，上榜的前十个国家累计占全球研发支出的80%。澳大利亚排名第15位，支出占GDp总额的2.2%，几乎是排名第一的韩国支出的一半。仅三星一家在2018年的研发支出就达153亿美元。
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98%的澳大利亚企业雇佣的员工不到20人，如果我们三大公司不重视研发，创新将无法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
任何澳大利亚政府都不应该依赖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来维持或分散我们的收入来源。
但也有例外，尽管澳大利亚科技亿万富翁迈克·坎农·布鲁克斯（Mike Cannon Brookes）是Atlassian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他每年将36%的收入用于研发。然而，少数地方领导人不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除了采矿业之外，为我们的工业部门建立愿景和规划加速发展的机会并没有出现在国家的雷达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矿业公司和其他在昆士兰州加利利盆地拥有股份的公司可能是我们唯一的赢家。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关于提升澳大利亚科技产业的宣言。该宣言包含六项主要战略，首先是建立行业技能基金，最后是培育智慧城市的战略。
然而，任何行业的加速发展都需要国家的协调努力。优质的基础设施、获得资本和相关技能的机会、指导计划以及帮助进入国外市场，这些都是我想到的。
CSIRO于2019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国家展望》（Australian National Outlook）展望了2060年，并将迫在眉睫的技术中断、气候变化和城市政策确定为主要关注点。报告说，我们有一个严峻的选择：缓慢下降或持续繁荣，“因为澳大利亚公司利用技术将生产力推向全球前…沿。”。ACS和CSIRO一致认为，需要一个明确的长期方向和根本性的变革，以维持国家财富创造。
许多国家在战争期间只会做出这些艰难的决定，获利最多，或者工作得最好。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知道严重的外部威胁的价值——每个人都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关注对生存至关重要的事情。合作比斗狗更有价值。
二战期间，像瑞典和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家从战斗人员那里获利，增强了他们的自力更生和繁荣。这些成果继续为这些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
瑞典有1000万人口，拥有一个重要的军工综合体，提供其90%的军事需求，雇用3万人，并产生许多技术衍生产品。瑞典是世界上人均第三大武器出口国，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均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
我们仍然非常依赖其他国家的创新和专业知识来维持我们的国防，我们似乎满足于看着数十亿美元流向海外。澳大利亚的问题是我们太幸运了。
投资澳大利亚的科技产业，将带来最大的回报。世界领先的研发投资：韩国，以色列，日本和芬兰-同意。有趣的是，这些国家面临着真正的潜在军事威胁。
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利坚合众国，信息技术是仅次于健康的第二大盈利业务。从收入来看，只有苹果进入美国前十，而沃尔玛则是头号人物。然而，从市场价值来看，IT公司主导着美国经济。科技产业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扰乱和促进了大多数其他产业，要求并奖励科技创业者的技能，培育了初创企业，而且利润丰厚。
科技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将来某个时候它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除非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有所改善，否则我们的生产率可能会随着技术变革的速度成比例下降。当我们接近这一点，而不是缓慢的经济衰退作为一个潜在的CSIRO，我们的下跌可能更为戏剧性。
帮助当地工业取代煤炭和钢铁成为我们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必是一场斗狗或战争。一个国家只要把注意力持续地放在一个行业上，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倍。
我们需要投资于未来前景最好的行业，以提高出口收入，我认为澳大利亚应该成为我们科技行业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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